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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科建设要重视“跨界”能力的培养——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北大博雅教授詹启敏

发布时间:2022-09-04浏览次数:10

新医科是国家为应对新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健康中国发展而提出的“四新”之一。2018年10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等文件,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随后提出,各高等院校要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其中,新医科的发展尤为迫切,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国医疗卫生体系承受了巨大压力,无数医务工作者着白衣铠甲奔赴抗疫一线,用生命筑起一道护佑14亿人生命的长城。如今,中国抗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这成绩不能掩盖中国医疗人才培养体系和学科建设机制上的短板。

发现问题是为了更好地出发与抵达,詹启敏早就认识并多次指出中国医学发展的一些掣肘,他提到医学人才培养、医学科技创新和学科发展中应遵循的医学教育发展规律,对于如何建设好新医科,如何培养一批卓越拔尖的医疗人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01新医科是国家、人民的需求,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为什么发展新医科?核心两个字是“需求”。这个需求既包含国家层面的战略需求,也包含个体层面的健康需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当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就为新医科的建设提供了最大的时代背景和迫切需求。提及这一点,詹启敏平静的面庞略显激动,他说:“这是新时代国家的整体需求,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步骤。”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我们国家的价值追求,也是每个生命个体的实际需求。“健康是每个中国老百姓的基本需求也是最高需求。”在詹启敏看来,我们国家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而随着国家发展、时代进步,国人对健康的需求正日益多元化。“过去我们医学研究的重点是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人们有病才到医院,如今很多人到医院则是希望自己身心健康。”一个大健康的概念正在形成,医疗工作者不能再局限于治病救人,要关注全生命周期,“从全生命周期、全方位、全链条的角度来关注老百姓的健康状况”。

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

但不可否认的是,要满足人民的需求、实现健康中国战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必须以改革为目标,以创新为驱动。詹启敏在美国待了十多年,看到了美国医疗的蓬勃发展,同时也在思考着中国医疗应该走什么样的路。

回国后,詹启敏的内心无比焦虑。“你去中国医院看一眼,大型医疗装备基本看不到中国标签。我们医疗体系要发展,必须正视与国际社会的差距。”他多次在媒体上呼吁,也多次向国务院汇报:“我们有三个90%:90%药物的知识产权在国外,90%的医疗装备靠进口,90%的临床治疗指南采用国外标准。”

“想象不到吧?”詹启敏的语调沉重起来,“很多新药我们有能力生产,但要等别人专利期结束,很多情形下,老百姓健康等不起。国人的身体素质、遗传背景跟国外不一样,但我们在用别人的指南治自己的疾病。”

现实倒逼我们必须进行新医科建设。“新医科的目的就是改革,就是丰富,就是创新。”詹启敏谈道,“我们必须提升自主研发的能力。”要实现健康中国战略,满足老百姓日益多元的需求,医学必须走改革创新的路,而新医科建设是改革创新的最好契机。

02知识不是灌输出来的,人才不是“圈养”出来的

回到新医科建设本身,为什么我们研发能力不足?詹启敏认为关键还是人。在他看来,这也是新医科建设的重要内涵之一:“简单来讲,新医科就是在医学教育当中,按照现代要素构建出一个培养卓越人才的模式,是能够适应时代和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瞄准国际前沿的一个改革创新的发展模式。但必须承认,我们在人的培养上还存在短板,这里面有院校发展机制的原因,有文化氛围的原因,也有我们教育教学本身的原因。”

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专业化,具体表现为学科边界清晰、知识代际传递高效两大特点,这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专业的快速发展,但随着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两大特点正演化为现代教育体系的弱点,成为制约医学发展的瓶颈。

 “医学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它自身内部有一个庞大的体系,同时与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医学要创新要发展,必须打破既有的学科边界,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碰撞出新的发展机遇。”

交叉为创新提供新动能,能极大促进医学的跨越式发展,核磁、CT、彩超、X光没有一个是医生做出来的,但它们无一例外都给医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所以,詹启敏屡次提到:“医学科技创新和学科交叉融合是推动医学发展的两大重要途径。”他提倡院系合作、医工结合、医理结合,“医学院可以和综合性大学的工科院系合作,用现代工程技术和成果,带动医学工程和医学技术的发展”,在学科边缘处摩擦出医学发展、人类进步的火花。这就对学校的院系设置、课程设置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学校一定要做好顶层设计,要让医学成为一个容纳百川的平台和出口。

2016年到北大后,詹启敏和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一起提出“北大医学”概念,意在整合北大所有和医学相关学科的资源,包括生物学、电子、光学、大数据、影像等,“临床医学+X”发展计划应运而生。如今,“北大医学”成为“北医人”心底的认同,焕发出勃勃生机。

詹启敏非常看重这种认同。“知识不是灌输出来的,人才不是‘圈养’出来的。”特别是医学生,不能局限于医学知识的学习,他鼓励学生要具备“破圈”“跨界”的能力,去涉猎多学科知识,“要懂点物理、化学、生命、光学、电子、纳米科技等”,一旦走上工作岗位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才知道去弥补哪方面的知识,找什么样的人合作,利用交叉学科优势来解决临床问题。

这其实就是一种“岗位胜任力”,卓越人才一定是具备“岗位胜任力”的人,特别是医学生,不能光具备读书、应试的能力,更要会看病,因为“判断好医生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具有很强的临床诊疗能力,别人看不了的病,到你这里药到病除”。

03人文是医学的另一只翅膀,医生要让手术刀变得温暖

关于“岗位胜任力”,詹启敏有很多话说,他提到在医学教育领域,一提“岗位胜任力”,很多人就习惯去关注医学技能,但其实“岗位胜任力”的培养,更不能忽视的是人文素养的培养,这也是新医科的重要内涵。

 “人文是助力医学青年人才展翅翱翔的另一只翅膀。”在北大履职期间,詹启敏多次在开学或毕业典礼上强调“一个优秀的医者,一定要有两只翅膀,一只是精湛的医学技术,一只是厚重的人文情怀”。少了哪一只翅膀,医生都很难行稳致远。

这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与术的关系:道为术之本,术为道之末。人文素养是“岗位胜任力”的根本。詹启敏表示:“医学专业性很强,但医技只是外在的技术,而内在修养和综合素质能够帮助医生在更高层面去了解病情,推动医患沟通。”

在詹启敏眼中,人文素养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素质培养,比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养成。学校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学生,但可以交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在走上工作岗位后,有能力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解决新问题。詹启敏认为:“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是卓越人才最重要的特质之一。”

学校还要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现代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医务工作者要有敏锐的嗅觉,及时捕捉医学的新发展,并“跨界”去了解其他领域的前沿技术。“医学早已过了一个听诊器、一把手术刀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年代。”詹启敏深有感触,它需要大数据、3D打印、精密仪器、人工智能、5G网络等的支撑。“一个手术做个几年就可能会触碰到技能的天花板,这时新技术的出现往往就能带来革命性甚至颠覆性的变化,创造出医学新模式。”所以,学校一定要培养医学生对前沿技术灵敏的感知能力,用技术打破个人成长的天花板。

人文素养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是人文情怀的培养。一个卓越的医生,一定是对医学事业有使命感的人。他会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民的需求、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人才有成长的韧劲。“一个人遇到困难容易退缩,甚至一蹶不振,但当个人理想和国家和科学命运绑定在一起,就能支撑他走得更久远。”詹启敏希望每一个医学生都能把个人理想深植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获得成长的韧劲。

一个卓越的医生,也一定是一个对人类怀有深刻同情心的人。他会给生命以最高的敬意,认真对待每一个病患,用行动诠释“医者仁心”,这样的人才有成长的动力。“卓越的医生要能让手术刀变得温暖。以前望闻问切,医患之间顶多隔着听诊器的距离,可以直接感受到对方的温度,但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远程医疗的发展,病患之间的距离正在拉远,这种温暖更显珍贵。”一名卓越医学工作者应当是一个充满爱心、尊重生命、诚实守信,具有人文精神的人。

 “希望同学们始终将人文精神渗透其中,不断提升综合素质,用博学与博爱成就守护健康的梦想。”2016年9月,在北大医学部开学典礼上,詹启敏如是说。如今听来,这句话不仅是对青年学子的期许,也吹响了新医科建设的号角。



【信息来源:教育部评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