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而是深刻根植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我们之所以要实行通识教育，不是因为通识教育是个好东西，而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具体问题。我们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未来的角度，重新设计建设中国的通识教育之路。
重建中国的通识教育，我们需要从古代中国的教育智慧中汲取力量。如果说，通识教育的理念源于古希腊的话，它的另一盏明灯就点亮在春秋时期的中国。在古代中国的教育传统中，其实早就蕴含着通识教育的思想，并且远远超越西方。这个思想不仅是指“通识”，而且是指“通德”。这个“德”就是价值观，也即道德。
在古代中国，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德育，其次才是传授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所以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当实践了孝悌信爱仁等一系列道德目标之后，还有余力的情况下才去学习文化知识。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分列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德行为最高科，言语次之，政事又次之，文学（即知识）在最末。道义的价值要远远高于职业。这些珍贵的教育思想发展到后世，则形成了所谓“通儒”之说。顾炎武在《日知录》序言的开篇就说，“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通儒”才是中国教育的最高境界。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论证中国古代也有通识教育，以此来说明其实我们并不比西方差；也不是要像新儒家所倡导的那样，恢复诵读儒家经典的传统做法；我的意思是说，重建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之路，我们至少要把握三个要点：第一，不同文化的通识教育自有其不同的思想源泉。正如西方通识教育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一样，中国通识教育也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只有也正是这个传统而不是西方传统才更契合今天的中国社会。第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通识教育自有其不同的立场。正如西方通识教育的立场是西方人和西方一样，中国通识教育的立场只能也必须是中国人和中国的立场。第三，不同社会的通识教育要解决各自所面临的不同社会问题。正如西方通识教育要解决西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一样，中国通识教育也必须要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我并不认为中国通识教育一定要和西方通识教育相对立，而是认为，中国通识教育一定要和西方通识教育有所区别，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而且，我们并非为了形成特色而追求特色，而是因为上述三点本身就是通识教育的内在属性和本质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学生提供更好的更高质量的教育。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通识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凝聚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识。以往这项工作是由思想政治课和党团活动来完成的。这是必要的，但仅此还远远不够。“不够”的意思并不是时间不够。目前，政治理论课学分一般为12学分，约占140总学分的9%，大约相当于4门专业必修课，这个比例不算低；“不够”的意思也不是投入不够。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中详细规定了一、二、三级指标的具体内容，从组织到教学到队伍到学科建设再到特色项目，可谓包罗万象。但问题的关键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际效果到底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不一定需要做全样本的调查问卷，只要到真实的课堂里去看看学生们上课的状态和表现就可以一清二楚。我认为，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至少存在着以下几个弊端：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之间的割裂。教育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把思想政治单列出来，表面上看是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其结果很可能是降低了实际的教育效果。因为学生很难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为自己的个人需要。在他们看来，专业知识是自己需要的，至少在找工作时需要，而思想政治教育则是外部要求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进了课堂、进了教材，却未必一定能够进入学生头脑。那些为了应付考试而背诵的知识，考试结束之后迅速被遗忘，也很难在学生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留下痕迹。二是教学模式陈旧，方法单一，难以激发学生学习思考的兴趣。尽管教育部要求高校千方百计积极探索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方法改革，优化教学手段，但实际上仍很难一一具体落实。采用一些多媒体甚至是慕课的新花样，用两句网络上的流行语，应付应付上级检查，发表两篇文章还可以，它们真的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吗？实际上，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学生所接触到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同小异，内容、形式和方法枯燥重复，缺乏新奇的刺激，难免产生倦怠。三是没有用教育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告诉了学生很多现成的结论，教师精心编写了教材，但却很少要求学生去阅读经典原著，也没有给学生提供充分的讨论、交流机会。现在有多少学生通读过《资本论》？有多少学生通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有多少学生在课堂上围绕着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展开过讨论？不读书，不思考，不讨论，不辩论，这哪里是教育？不要抱怨学生多、教师少，关键看你愿不愿意真的去做。不下点真功夫，只是消费掉相应的时间，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是不可能收到实际教育效果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所遇到的问题本身就极具挑战性，完全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与研究兴趣。为什么那些原本在茶余饭后引起人们浓厚谈性的问题一旦走进课堂以后，就被缩减到只剩下一大堆需要学生背诵记忆的年代、地点和毫无生气的知识点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换另一种方式——通识教育的方式呢？不是告诉学生那些已经被认可的现成结论，而是要把学生的思维置身于具体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通过提出一系列复杂的真实问题，引导他们得出正确的结论。教师和学生在一起学习、思考和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要知道那些他们必须知道的事实和结论，而且还要学会自己去分析问题和形成自己的判断。教师要引导学生去相信或是怀疑，不仅要让学生懂得中国社会的过去，而且要让他们养成公开讨论的习惯，形成独立的判断，并能够领导中国未来的政策。
第一，这项工作不能等到大学，必须从中学阶段就开始。中学也应当按照大学通识教育的模式，凝聚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共识。这才是中学教育的真正价值。否则，即使建了再多的学校，教给学生再多的知识，学生考了再高的分数，把再多的学生送进大学，我们也没有完成教育的使命，尽到教育的责任。
第二，通识教育要帮助学生建立起中国人的价值观。本科阶段，学生应当对当代世界的几种主要文明和价值观有所了解和认知。但这种了解不应当是浅尝辄止，而要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了解各种文明的精髓。比如，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西方文明的主要内容；伊斯兰文明的主要观点；等等。课程不能纠缠于具体的知识，因为每一种文明都博大精深，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像专业教育那样去学习，必须使他（她）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最基本和最精髓的内容。二是在了解的基础上能够对不同的文明和价值观进行比较并做出自己的判断，从而建立起中国人的价值观。目前，许多大学雄心勃勃地仿照哥伦比亚大学核心课程模式开设了类似的“人类文明”课程，着力点多在第一点，其实第二点才更为关键，实现起来也困难得多，需要教师和学生投入更大的精力，但非此则不能实现通识教育的真正目标。上述两点是建设中国通识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但做到了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完成了通识教育的任务。我们不能把思想政治课的“旧酒”装入通识教育的“新瓶”之中，那样做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好的通识教育，我们还必须做到：
第三，帮助学生切实提高交流的能力。通识课程一定要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在课堂上开口说话。要让他们有勇气表达自己的观点，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正确理解他人的观点。如果在通识课堂上无法得到这样的训练，那么学生也就不可能有其他的正式机会去得到这样的训练。
第四，帮助学生获得终身学习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学会收集信息，阅读文献并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这些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学习方式。如果在接受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过程中，帮助学生养成了这一习惯，那么，无论未来他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和困难，都能够找到相应的办法去解决。
第五，使学生的人生变得更有趣味，更为丰富。通识教育要提供关于艺术和文化方面的课程，但这些课程的价值并非给学生提供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或教授一些浅显的技能，成为他们在他人面前炫耀的资本，而是要处处指向人生，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和艺术鉴赏力，引导学生追求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高尚的精神生活。
第六，帮助学生克服专业教育带来的狭隘。我们要实现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并非把四年的本科时光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两年接受通识教育，后两年接受专业教育——正如目前大多数大学所做的那样——而是要把通识教育的灵魂和精神渗透到整个本科教育之中。一方面，大学需要从学校层面而不是院系层面出发建设一些目标明确的通识课程；另一方面，院系在专业教育的过程中，也要随时随地关注通识教育的目标。保证这一点的关键在于教师。教师需要理解什么是中国的通识教育，在教学过程中时刻不忘通识教育的目标，并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也许，对于目前的通识教育而言，对学生的教育尚在其次，对教师的培训似乎更为紧迫。毕竟，教师是课堂的灵魂，所有的通识教育只有通过教师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