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推荐 | 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和政策改革的思考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引发了我们从社会系统角度，而非仅从行业角度对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政策改革的思考。人才培养需要从医学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需要从单纯关注人的健康向关注人—动物—环境整体健康转变，需要更加重视新型生物技术和数字技术在公共健康保障中的作用。在公共健康3.0、One Health、生物安全与健康安全等理念下，建议从国家安全和全民健康的战略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构建大健康背景下覆盖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全链条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建立国家标准推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认证制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注重核心知识能力课程和跨领域学位课程并重，应对多元健康影响因素。在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实际工作中加强医疗体系和疾控体系的深度融合。加强对地方卫生健康行政负责人疾病防控和应急防疫能力的教育培训。

【关键词】

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大健康；专业认证；政策改革

文献引用：杜建，詹启敏.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和政策改革的思考[J].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20（40）8：577-581.D0I: 10.3760/ cma.j.cn115259-20200416-00581.

作者简介：杜建，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 100191；詹启敏，北京大学医学部100191.

通信作者：詹启敏，Email：zhanqimin@bjmu.edu.cn，电话：010-82806001.

当前，我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包括重点封城、交通管控、避免聚集、居家隔离、集中检疫和体温筛查、疫情信息公开等综合举措，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疫情得到有效遏制，坚定了广大人民的抗疫信心，为其他国家抗疫提供了有效的模式和经验。这些公共卫生干预举措的有效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决策的科学化，以及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协同。中央强调，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这次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检验和考验，也是提高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个契机。一个优秀的民族总是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总结经验教训和深刻思考中不断前行。

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公共卫生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平时和战时结合、预防和应急结合、科研和救治结合科研和防控结合，加强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和能力建设。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发展是建设强大和有效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增进全民健康福祉的根本保障。

在新的形势下，国际上提出了回归社会模式的公共健康3.0[1-2]和实现人类、动物和环境整体健康的One Health理念[3]。公共健康3.0针对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强调跨部门协作以及环境、政策和系统层面的行动。要求企业领导人、社区领导人、各级立法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将健康纳人所有治理领域，以推进健康社区建设，促进居民的健康和福祉。One Health理念则强调从“人类—动物—环境”健康的整体视角解决复杂健康问题，通过多机构、跨学科、跨地域的协同合作，统一收集分析人类、动物和环境的综合信息，构建传染病综合防控网络，实现对新发传染病的及时预警和有效防控，提高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我国最近也已提出要将与人民健康密切相关的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从逻辑关系上，与临床医疗主要处理个体健康问题相比，公共卫生主要关注人群健康，并以社会动员和系统应对为主要模式。健康中国的战略需求和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加之本次疫情对国家经济社会和人民健康带来的巨大影响，对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而相关的公共卫生教育与人才培养是最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工作。

1后疫情时代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需求

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的英文均为public health，但公共卫生往往被理解为一个行业（主要指卫生健康）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社会系统的概念。为此本文将尝试从公共健康的角度进行讨论，其中公共卫生人才是讨论的主体。

1.1 从医学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

我们观察到，部分发达国家医疗投入居高不下，且在持续增加、但仍然存在包括重大疾病发生增加，健康指标和人均预期寿命下降等问题，其原因归结为医疗与健康的脱节。人的健康影响因素中，单纯医疗的贡献占20%，社会经济因素健康行为物理环境等“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占80%，但很多国家往往把大部分资金投在占比20%的医疗上。为此，美国卫生部提出公共健康3.0概念，赋予公共卫生机构权力，使他们有能力通过社会动员并充分利用数据和资源解决影响健康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教育、运输餐饮、环境、住房安全的社区等。要求公共卫生领导人不仅是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同时还应该是所管辖地区的首席健康战略官。公共健康3.0理念比较适合对重大疫情的应对，特别是强调地方政府卫生部门领导要承担首席健康战略官和指挥员的角色，要与医疗机构以外的其他部门（特别是社会治理相关的部门）合作等。因此，公共卫生体系需和社会治理体系有效联动。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救治体系如果和社会治理体系脱节，难以成功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对于培养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和首席健康战略官提出了迫切需求。

1.2 从单纯关注人的健康向关注人—动物—环境

整体健康转变One Health理念随着近年来新发突发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病等新型流行性传染病的不断增加而兴起，旨在扩大人类、动物和环境三方健康领域的跨学科合作。要求公共卫生专业人员、临床医生和兽医等人员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要有系统性和全链条思维，以实现整体健康的目标。由于近80%的急性传染病来自动物，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未来如何弥合人体医学、动物医学、环境科学和公共卫生学健康管理学乃至法律学科之间的“空白点”和“盲区”，也对如何培养符合One Health理念、从单纯关注人的健康向同时关注人类—动物—环境整体健康转变的公共卫生人才提出了明确需求。

1.3 新型生物技术和数字技术将在公共健康保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前，生物安全的概念已从生物防御拓展到健康安全，其中应对重大传染病（新发和突发传染病）是核心任务。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后反映的生物安全问题可能重塑医疗卫生格局，例如，更加重视病原检测与溯源、生物疫苗、抗病毒创新药等生物医药技术，也对健康医疗信息化的需求更加迫切。国家科技战略也提出，把生物技术作为基础技术摆在国家科技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形成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战略布局，支撑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平安中国的建设发展[4]。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因此，对培养人群健康相关的疾控专家、公共卫生医师、公共卫生科学家、公共健康信息学和大数据方面的人才也提出了明确需求。

2当前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健康中国战略强调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但是，目前我国医药卫生人才培养重心和政府投人总体上仍然存在“重医疗、轻预防”的问题，尚未完成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

2.1 从数量上，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规模不足，且因社会地位和待遇不高造成流失严重

健康中国建设需要大量高素质公共卫生人才，现有公共卫生教育和人才供给不能适应新挑战和新要求。《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每千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达到0.83人”，而2017年我国每千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仅有0.61人，缺口较大。根据2019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5]：在人员规模方面，我国各类别执业（助理）医师队伍中，公共卫生类别只有11.4万人，仅占3.2% ，远小于口腔医师(21.7万)、中医医师(57.5万)和临床医师(270万)。近几年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的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医师的人数均在增加，唯独公共卫生医师的考生数量持续减少。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下，有不少围绕我国疾病防控体系改革和医学教育改革的建议。目前，有关人员建议逐步取消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本科专业，将其定位于宽口径、强基础的医学本科基础之上的公共卫生研究生教育。我们认为，这种培养方式在现阶段难以满足健康中国战略和预防优先方针对公共卫生人才的巨大需求。国际上，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一大显著趋势就是大力发展本科教育。从硕士研究生教育起点培养公共卫生人才是美国初期模式，但未能应对公共卫生人才不足的问题，从2004年起美国开始增设公共卫生本科专业。根据美国公共卫生学院和学位项目委员会最新数据，2018年通过认证的院校/学位项目共培养61453名公共卫生专业学生，其中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比例分别为37%、49%和14%，本科毕业生超过了三分之一[6]。在我国，由于预防医学等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生的待遇普遍不高、公共卫生人员职称晋升相对困难、成就感和社会地位较低，导致公共卫生专业的生源质量存在较大问题，毕业后转行比例很高，人才流失严重。

2.2 从结构上，适应重大疫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不足

根据2019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5]，在学历结构方面，2018年我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技术人员中，55.8%的人员仅为专科及以下学历，37.4%的人员为本科学历，具有研究生学历者占比不到7%。以美国为例，发达国家公共卫生人员队伍中，约三分之二具有本科学历，拥有硕士学位的占比28%，拥有博士学位的占比5%[7]。我国公共卫生教育理念体现在预防医学专业本科教育，主要由医学院校的公共卫生学院承担。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人才的融合培养不足，公共卫生和其他相关专业领域的交叉培养也不足，不利于重大疫情中防控、治疗和科研的紧密结合。在此次疫情发生早期，临床医生从个案诊治中已经隐约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和人传人的可能性，但没有一支专业高效的公共卫生队伍能够及时在第一时间深入现场，进行细致、缜密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及时确诊问题[8]。从历次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来看，公共卫生不是单纯的医学领域，而是与经济社会、法律等各个领域密切相关，公共卫生队伍建设也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它涉及政治学、经济学、信息学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需要重新定义其内涵与外延。国际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一个显著趋势是大力发展公共卫生硕士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双学位联合教育，培养交叉型和复合型人才。与公共卫生硕士交叉的学位领域包括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学、文学、法律、社会工作、工商管理、兽医等[9]。因此，需要从社会系统的视角切实补齐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短板，借鉴国际经验并考虑国情，以提高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质量和加强复合型、交叉性人才培养为主要任务。

3提高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质量的政策建议

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重大传染病防控可类比军事国防，需要最优秀的人才。总体上，建议从国家安全和全民健康的战略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在公共健康3.0、One Health、生物安全与健康安全等理念下，把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临床医学、人畜共患病、环境与健康等与人群健康相关的人才统称为公共卫生人才，其中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是主体。从大健康和国家安全的高度，系统规划我国公共卫生人才的教育与培养。

3.1 构建大健康背景下覆盖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全链条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

在基本原则方面，院校教育的本科生强调“核心能力”，学术学位研究生强调“创新能力”，专业学位研究生和继续教育强调“岗位胜任力”。在毕业后教育阶段建立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统一管理[10-11]。在院校教育方面，优化研究生教育，以分类培养应用型和科研型人才：专业学位以公共卫生硕士为主，公共卫生博士为辅；学术学位以公共卫生博士为主、公共卫生硕士为辅。建议公共卫生硕士招生不限于医疗卫生行业，可以将人口拓宽至相关行业，宽口径培养公共卫生复合型人才。建议减少学术型硕士并逐渐过渡为学术型博士为主，建议逐步加大公共卫生专业博士的培养。为了提高我国疾控人员的人才培养质量，同时逐步减少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专科生招生，尽快实现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本科生起点培养，从而提高公共卫生生源质量。在国家医学人才管理层面，将公共卫生医师与临床医师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3.2 推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认证制度，建立国家标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由于不同高校的公共卫生教育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有所差别，国际上近年来一直积极推动公共卫生学院的评估制度。在专业认证方面，临床、口腔、护理、中医等专业开展了认证工作，但尚未推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认证。建议由教育部设立公共卫生学院评估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认证机构，对所有公共卫生学院教学质量和培养模式进行论证和评估，这些论证信息可提供给各级疾控部门和公共卫生机构选才做参考。对于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不能达标的学院，要求制定整改和调整方案，以全面提高我国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质量。

3.3 为应对多元健康影响因素，注重核心知识能力课程和跨领域学位课程并重

2019年，《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将“居民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得到有效控制”纳入总体目标之一。而在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对应的表述是“主要健康危险因素得到有效控制”。从“危险因素”到“影响因素”，一词的改变，反映了我国公共卫生理念已经发生变化。为应对多元化的健康影响因素，建议注重公共卫生教育核心知识能力课程和跨领域学位课程并重。国际上公共卫生教育强调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其课程同时重视流行病学、生物统计、环境卫生、卫生政策与管理社会行为科学5项核心知识能力，以及信息传播与大数据、领导能力、公共健康生物学、系统性思维等跨领域专业素养[12]。培养的公共卫生人才能够了解多层面的健康影响因素，并且在面对健康问题时可以提出不同方面的解决方案。目前，我国公共卫生学院课程设置重预防轻应急，重公共卫生专业本身、轻综合学科培养，公共卫生和文理、医、工、经的融合不足。因此，现有公共卫生学院的课程设置应当进行调整，特别是综合型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应当借助政治、社会、经济、公共管理、大数据等多学科交叉的优势，试点开展应急防疫方面的人才培养和双学位教育，迅速培养一批既懂得公共卫生，又懂得系统防疫和应急响应的专业人才。

3.4 在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实际工作中加强医疗体系和疾控体系的深度融合

临床医学面对个体患者、探求个性的思维，与公共卫生面对群体、探求共性的思维虽然不同，但并不矛盾，需要深度结合。建议医学院加强与疾控部门的合作，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培养以及以疾病防控为导向的科学研究等方面。建议推动省级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与设有公共卫生学院的高校密切合作。同时，在临床医生教育培养过程中，进一步强化疾病预防控制教育，加强临床医生早期发现传染病个案的能力，能够及早上报疾控部门并积极参与控制疫情。早期发现慢性病征兆，及早告知患者并控制进展，可以避免后期连锁反应式的个体损失。国外主要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之前的1年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身处人群接触第一线的临床医生具备相应的公共卫生知识和处理能力。建议我国可以参考国外相关经验，探索推动临床医生的公共卫生硕士项目，作为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路径之一。

3.5 加强对地方卫生健康管理部门负责人的疾病防控和应急防疫能力教育培训

公共健康3.0理念要求地方公共卫生领导人要成为“首席健康战略官”。出现疫情后，作为政府管理体系中最专业的各级卫生健康管理部门的干部是早期指挥主体，需要对所在地的卫生疫情有整体了解并做防控布局，这对负责人的专业背景提出了明确要求。当前，在我国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让政府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切实理解疾病预防控制，包括防控突发传染病、慢性病和环境危害，对人民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考虑到地方卫生健康管理部门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技术行政部门，为避免“延误战机、误判错判”，应该要求公共卫生行政负责人具有医学和公共卫生的教育和实践背景。同时，建议国家层面出台具体举措，加强对地方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在疾病防控和应急防疫方面的定期教育培训，经常性强化疾控意识，逐步成为一种建制化的学习和培训机制。

总之，应该高度重视后疫情时代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建立现代化的疾病防控体系和高质量人才队伍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保障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